文/周 龙

一九七三年的冬天，我未满十一岁，刚上小学四年级。

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正躬着身子，在门口忙碌地编结猪笼。父亲把刚编好的六个小猪笼码在门边，然后对我说，明天跟我去赶下坳街。我说，做什么？他说，挑仔猪去卖！我立马跳了起来，惊喜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马上就能看见街上熙熙嚷嚷的人群，看见百货商店里花花绿绿的商品，真是太令人期待了。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一二辆穿街而过的班车。要是父亲高兴，兴许还能给我卖一两颗纸包糖呢。对于山沟里的娃仔来说，这绝对是很奢望的一件事！下坳是与我们大兴公社相比邻的另外一个公社，据说下坳街要比大兴街宽大得多，也热闹得多，各种生活用品摆满整条大街。父亲每隔十天半月就去赶一次下坳街，从那里挑回红薯、木薯、玉米，给我们全家九口人做口粮。下坳街简直就是我们全家人生存的福地。

想到第二天就要去下坳街，我兴奋得一夜都睡不着觉，脑子里一幅幅地虚拟着下坳街的场景，商店、饭店、粮所、猪市、肉行什么的，琳琅满目，总之，要比我见识的大兴街要牛得多！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我刚刚睡着了一下，父亲却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我揉揉婆娑的睡眼问道，走这么早？父亲说，早什么早，晚了还赶个屁街？母亲早早就起来了，煮了一锅玉米糊，还喂了猪。父亲把六头仔猪装进猪笼后才叫我起来的。我迷迷糊糊地刨了两碗玉米糊，就挑着仔猪跟父亲上路。我挑两只，父亲挑四只。柔和冷静的月光下，父亲象棵会走动的树游走在我前面，我象树的影子紧跟在后面。走的是山路，一个峒场接一个峒场地穿越，父亲走得飞快，我紧赶慢赶才勉强跟得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到哪里了，反正就是走。冷硬的山风不停地抽打在我的脸上、耳朵上，疼得麻木不仁了。笼子里的仔猪估计是困倦了，难受了，一边喘息一边噢噢鸣叫。大约走了两个钟头，天开始亮了。走到一个叫安福的村庄，道路开始平坦，我们停在路边歇息。父亲打开那只挂在猪笼边的小布袋，拿出两个干巴巴的玉米窝窝头，递一个给我，他津津有味地啃着另外一个。我身子有些发飘，口干得不行，根本啃不动。父亲催促道，快点吃！我说吃不下。父亲说，吃不下也要吃，要不饿死你！我努力了一下，只咬了一小口，很干，很硬，很久才吞得下去一小口。我把窝窝头递给父亲，父亲把它放在布袋里，在沟边捧了一口生水来喝，我也学着他喝了一大口，呛了好几下。我们继续赶路。父亲几乎是小跑着，我跟本跟不上。父亲只好停了下来等着。等我走到他身边，他又接着小跑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催道，走快点走快点！好像有人撵着我们的屁股一样。大约又走了两个小时，我们又停了下来，父亲继续吃着又干又硬的窝窝头，然后在沟边喝生水，我也只剩下喝水的力气了。父亲的速度依然飞快，而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父亲不耐烦了，骂骂咧咧的。死呀你，走这么慢，等到了下坳，街上的人都散了，还卖个屁猪！后来，见我实在走不动，父亲就逼我走在前面，他的脚步嘚嘚嘚撵在我的脚后跟，他的猪笼一直顶着我的屁股。我不得不拼命地往前迈步。后来，见我走得实在太慢，他又走在前面带着。我的双腿都已经迈不动了，父亲却仍在小跑。他的膝盖好像装上了钢玻珠，运动自如，永远都跑不累。

昨天傍晚，答应父亲来赶下坳街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体力有问题。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两年从早到晚挑水粪的经验。我差不多九岁的时候，父亲给我编了一对小小的粪桶，差不多是父亲那对大粪桶的一小半吧，能装三十来斤的粪水。放暑假的时候，正是抢种玉米时节，我挑着满满当当的两小桶粪水跟在一排挑着大桶粪水的大人后面，不停地奔走在粪池和玉米地之间的山路，从早挑到到晚，几乎没怎么歇息，我也从不拖大人们的后腿。因此，大人们毫不吝啬地表扬我：天啊，这么小的个儿都能挑成这样，以后长大了，要多大的粪桶才够他挑啊！这话让我心里堵了好长一阵子，感觉怪怪的，好像我这辈子专门是为挑粪而生的，好像除了挑粪，我这辈子什么事都干不了。父亲却没有我这种感觉，每次听到这样的表扬，父亲便高昂着头，嗯嗯嗯地哼着鼻子。那得意劲像是培养出多么了起的挑粪接班人似的。但是现在，这个接班人让父亲大失所望。他把我甩开一段较远的距离之后，把担子从肩上卸下来，站在原地朝我招手，嘴唇不停地咕哝着我听不到的话语，估计是在叫骂：该死的，就知道吃吃吃，一点屁力都没有！平时他骂我们兄弟几人，就是这么个腔调。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我们多喝一口稀得看见碗底的玉米粥，父亲就会咬牙切齿，嘴巴像机关枪一样扫射我们。现在，虽然我听不到他的骂声，但他一定是这样叫骂，每次我们干重活叫苦叫累，他都要会这样骂，没完没了地骂。我在听不到父亲的叫骂中拼命往前赶，走近他，然后在他清晰的叫骂中走过他前面。这时，他会重新会挑起猪笼，以最快的速度超越我，然后放下猪笼等我，叫骂我。就这样，一下子他在前面，一下子我在前面，走走停停，我在父亲的叫骂声中拼命地往前追赶，一刻也没敢停下脚步。

正午一点多，我们终于达到下坳街，进入猪市，放下笼猪，我两眼一闭，就团软在地上，全身象散架的样子，动弹不了。直到父亲大叫了一声，快点站起来，有人来买猪了！我才艰难地站了起来。睁眼一看，果然有个中年男子在猪笼旁边转来转去。他一个猪笼一个猪笼地翻过来，翻过去，摸摸猪的耳朵、嘴巴、尾巴、肚皮，他甚至还用手压了压猪的后背。他对父亲说，六块，买不买？父亲摇摇手说，少七块不卖。那人摇摇头，走了。我问父亲，六块一斤，很贵了，还不卖呀？父亲说，做梦吧你！六块一头，贵什么贵？我愣了一下说，不称斤呀？父亲说，下坳街都这样，论个讲价。后来，还有两三个人过来问价，听见父亲说少七块不卖，人家连看都不看就扭头走了。站在空空荡荡寒风凛冽的猪市，我的身子一直发颤，心里不停地叫道，快点有人来问呀，快点卖掉呀。下坳街是个赶早的街，过了下午两点，赶街的人就陆续散场了，上市的猪都被人买走了，猪市就剩下我们的猪没卖掉。头一个来问价的男人又走过来对父亲说，六块还不卖？我用脚尖磨着地板，心里着急地说，卖得了呀，卖得了呀，赶紧买呀，我差点说出声来。谁知道父亲却坚决地摇摇头，好像这天他只会摇头，那人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又过了好一会儿，那人又来到猪笼旁边，他竟然问了句五块卖不卖?我父亲瞪了他一眼，恶劣地吐出两个字：神经病！那人也不示弱，把“神经病”三个字又恶劣地仍回给父亲，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之后，再也没人来问价，猪市就剩下我们父子俩和六头困在笼子里的仔猪。父亲背着手，来回张望，一脸的无奈。又等了半个时辰，父亲拿起扁担把猪笼串起来，说，走吧。我说，去哪儿？猪还没卖呢。父亲说，卖不落了，挑回家！我眼前一黑，心里叫了一声，我的天啊！我说，我饿死了，走不动了。父亲骂道，再不走天就黑了，你想死在这里啊？我挑起猪笼跟在父亲后面走出猪市。

走到街上国营饭店门前，我把肩上担子放了下来，哆嗦着身子地对父亲说，我想吃米粉。父亲瞪大眼睛，吃米粉？猪卖不落，吃个屁！我说，我饿死了。说着就团坐在地上。父亲从布袋里拿出一个干硬的窝窝头递给我说，吃这个。我说摇摇头，我吃不下，我要吃米粉。父亲咬着牙，做出要踢我的样子。他三下五除二把窝窝头啃光了。然后，一手伸进上衣口袋，翻出了五斤原粮（粮票）和1角钱。父亲对我说，看好猪，别走开哦！说着父亲就跑进了饭店。几分钟后，父亲摇摇头走了出来。我说买得了？父亲说，得个屁，人家不要原粮。我说他们要什么?父亲说米票。农民去哪儿要米票？那时，农民卖了玉米之类的公购粮，粮所只发给原粮，干部和老师才有米票。原粮要等到荒月的时候，才能凭指标到粮所去买玉米、木薯和米糠，而米票却能买回大米和面条。父亲急猴猴地说，走吧走吧！别吃了！我赖在地上不动，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父亲猛瞪了我一眼，威胁道，再不走，天黑了你就死，你走不走？我有气无力地摇头，说饿都饿死了，我真走不动了。父母破骂一句没用的东西，就朝着公社方向走去。半个小时后，父亲匆匆跑回来，扬着手里一张票子对我说，五斤原粮跟公社干部换来的一斤米票。父亲用其中三两给我卖了一碗素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拌了酱油的米粉，简直热血沸腾了。我用筷子一根米粉一根米粉地夹起来，放到鼻孔边使劲闻了又闻，然后吸进嘴里，很慢很慢地吸进去。每吸完一根，就伸出舌头，舔了舔粘在唇边的汤迹，然后再吸第二根。虽然坐在边上啃玉米窝窝头的父亲一再催促，吃快点吃快点，我依然慢慢地吸慢慢地品，让那香味从嘴里一路滋润下去，真是太享受了！有了这碗素粉的激励，那天，几乎已经摊痪了的我重新振作起来，挑着那两头快要饿死的仔猪，拼命地跟在父亲身后，拼命地奔跑着，回到家已是黑咕隆咚的深夜。我一进门就倒下，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全身几乎所有的关切都肿胀，酸疼。我软绵绵地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三天后才能下床走动。

一个星期后，因为猪食短缺，也因为急用钱来买一家人的口粮，那几头小猪被迫卖给临村的两户人家，价钱比下坳街贱了不少。上称之前，几头小猪竟然齐唰唰地洒尿拉屎，少重了三四斤，把父亲气个半死。他抬脚狠狠踹了一头仔猪的屁股，咬牙切齿骂道，该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