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的含义是什么（弋的同义词）

董承与汉献帝刘协是什么关系？看到这个问题，肯定有小伙伴可以秒答：这两人，不就是岳父与女婿吗？

的确如此。但有意思的是，董承却一直被称作“国舅”。查《汉语大辞典》可知：“国舅”指“皇帝后妃的兄弟”，如道教八仙之一的曹国舅，原型即曹皇后（宋仁宗妻）之弟。照这么说，身为董贵人之父的董承，应该被称作“国丈”，而非“国舅”。然而，“董国舅”不仅仅是《三国演义》中的说法，就连《三国志》中也同样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的记载（见《蜀志·先主传》）。难道说，陈寿也搞错了？

倒也未必。实际上，古人的称谓与现在大有不同。以汉末三国时代为例，一些称谓原用于某些特定人群，甚至专指、常指某一两人；及至后世，才慢慢成了通用叫法。还有一些称谓，其使用范围由原本的模糊、宽泛，逐渐变得具体而又明确。因此，周郎（周瑜）、荀令君（荀彧）、相公（曹操）以及大儿孔文举（孔融）、小儿杨德祖（杨修）等一系列“非常规”称呼，背后都是大有讲究的。

亲属称谓的泛化

先解决“国舅”的问题。裴松之注说：“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诚然，“舅”之本义，确为“母亲的兄弟”，但它还能延伸解释为公公、岳父。这离不开古代的“姑舅表婚制”，即舅家之子可优先迎娶姑家之女，而姑家之子亦可优先迎娶舅家之女。

以小说《天龙八部》为例。从慕容复称呼王夫人为“舅母”来看，其母应当是王语嫣之父的姐妹。若慕容复与王语嫣这对表兄妹结合，那对前者来说，王爹既是舅舅，又是岳父。同理，慕容复的母亲王氏不仅是王语嫣的姑姑，也将成为其婆婆。若再将慕容复与王语嫣的性别调换，可知舅舅又成了公公、姑姑又是岳母。

尽管很多读者不愿看到二人结合，但古代表哥与表妹喜结连理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此一来，妻子对丈夫父母、丈夫对妻子父母皆可称“舅”“姑”。而为了有所区分，岳父母还被称作“外舅”“外姑”。

先秦时期，世人重夫党而轻妻党，故而在谈及妻子兄弟时，常不分长幼，“从其子女”统称为“舅”。按《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毛传云：“母之昆弟（兄弟）曰舅。”于是，大舅子与小舅子后来也成了丈夫对妻子兄弟的常用称谓；同理，叔叔与小姑子也泛化为妻子对丈夫弟妹的称呼，如《水浒传》中潘金莲便可称武松为“叔叔”。

综上，陈寿称董承为“献帝（外）舅”，言之无误。且从裴松之注中还能看到：“丈人”在南北朝（裴松之是南朝刘宋人）时才有“妻父”含义。那么在这之前，它又有哪些含义呢？

丈人、大人、先生

上古典籍《论语》《周易》中常见“丈人”一词，孔颖达疏曰：“谓严庄尊重之人。”三国名士何晏则解释为“老人”，可知“丈人”是人们对年长者的敬称。从字义看，“丈”是古代的长度单位，故“丈人”原指“身长十尺之人”，大帅哥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更别提“十尺”了。但“身长十尺”毕竟极为罕见，所以“丈人”可延伸为某方面高大、伟大之人。

古人很讲礼貌，对他人用尊称、对自己用谦称。所以，带有捧人意味的“丈人”，便常用于敬老之称。裴松之为《三国志·明帝纪》作注时，曾以本家前辈裴秀为例，称其为“儒林丈人”。又按王充《论衡·气寿》：“名男子为丈夫，尊公妪为丈人。”“夫”者，成人也，说明人们对青年男子多称“丈夫”，对年长男女皆称“丈人”。此外，“丈人”有时还特指“祖父”。

话说回来，“丈人”为何会在南北朝时衍生出“妻父”之意呢？史无明载。窃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为了垄断社会资源，会采取通婚、联姻的手段，这便导致世家子弟的“妻父”无不是一方大儒或名士。门阀之间颇重社交礼仪，为表尊敬，他们常以“丈人”尊称妻父。渐渐地，“丈人”就常指“岳父了”。

　　▲影视剧中三女皆为皇后，被称为“最强老丈人”的独孤信。（图片来源：电视剧《独孤天下》截图）

与“丈人”类似的，还有“大人”“先生”“丈夫”等称谓，它们都是“社会敬辞转变为亲属称谓”的代表。

“大人”可释为“丈人”，其本义与“小儿”“子孙”对应，指家庭或社会中的长者，后引申为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所以，不仅“父亲”“母亲”可称“大人”，无高官而显达者、以及民间有名望、美称、德行之人，皆可称“大人”。三国时代，少数民族也常以“大人”形容他们的首领，除了鲜卑大人轲比能、乌桓大人能臣氐，一些边地军阀如董卓、杨定、胡轸等，也被人称为“凉州大人”。

至于“先生”一词，则是对有学问、德行之人的尊称。但它未必是“先出生”的意思，相较而言，“先醒”“先达”的解释更为恰当。先生还可简称为“生”。汉代以降，儒者皆以“生”自称，如贾谊之“贾生”、郑玄之“郑生”。值得一提的是，从曹魏名臣高堂隆之祖高堂伯被尊称为“高堂生”看，“高堂”当为复姓。

及至后世，“先生”既可用作自称，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韩愈的“国子先生”，也如同“丈夫”一般，由社会敬辞转变为了妻子对丈夫的敬称；对于学识渊博的女性，如杨绛、叶嘉莹等人，也可尊其为“先生”。

兄弟、大儿、吾子

三国时代，还出现了一些亲属称谓泛化为社会敬辞的例子。关羽在曹操麾下时，与同为河东郡的徐晃相交莫逆，彼此以兄弟相称。后二人各为其主，关羽进攻襄、樊，徐晃奉命来捉关羽，云“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关羽大惊失色，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

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称兄道弟，在汉末三国时代已相当普遍，且广泛出现在书信中。刘备对公孙瓒“以兄事之”、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孙权称公孙渊为弟、鲁肃拍了拍吕蒙后背，唤一声“大弟”，皆是此类。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人的交往模式是“差序格局”，“是一种以家庭中的自我为圆心的同心圆交往格局”。一个人的交往对象，依次是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社交场合中，人们通过称呼“兄弟姊妹”，将社会成员拉到“家庭成员”的范畴，更容易取得对方好感，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就是以结义方式来确定三人“命运共同体”的。

同理，狂士祢衡把孔融唤作“大儿”、把杨修称为“小儿”，也是为了拉近关系，而非是占他们的便宜。当时，“儿”是人们对杰出男子的美称，如邓艾称姜维“雄儿”、桓温称王敦为“可儿”。但“小儿”有时也作轻蔑用语，意同“这小子”。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遇害后，便曾附体吕蒙，大骂孙权是“碧眼小儿”。

与之相比，“子”才是古代社会的通用美称，对人称“子”，犹如今人称“您”。按《白虎通·号》曰：“子者，丈夫之通称也。”三国时代，“子”亦是常见敬称之一，在当面进行交流时，人们还常称对方为“吾子”，如刘子扬便称鲁肃为“吾子”，这可不是“我儿子怎样怎样”，其意犹如“夫子”，是一种更加亲近且正式的用法。

不同的是，“吾子”一般指第二人称，而“夫子”既可作第三人称，也可为第二人称。当面称“夫子”，源于先秦时期人们对贵族士大夫的尊称，故三国时君王也可用“子大夫”称呼臣子。如魏明帝曹叡即位后，便用它称呼太尉华歆。此前，人们还常以“夫子”来特指“先生”或有师德的男子，如墨子、老子。最著名者莫过于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因儒门弟子常以“夫子”称呼孔子，故此之后，“夫子”也经常解释为“孔子”或“有德行的老师”。

除了“夫子”，还有称呼“老子”的，这显然不同于后世“老子天下第一”“莫挨老子”中的轻狂。窃以为，三国时代的“老子”，用于自称时多有调侃、自谦之意，如同“老夫”。余嘉锡先生也指出：“汉晋人自称老子，犹老夫也，有自谦之意焉。”但“老子”用作他称时，便显得有些不客气了。建安十八年（213年），东吴虎臣甘宁率领百骑偷袭曹营，“斩得数十级”后，全身而退。孙权大喜道：“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结合关羽贬黄忠为“老兵”、彭羕吐槽刘备为“老革”来看，孙权把曹操称作“老子”，是带有不客气甚至带有贬低意味的。

“子”为何能成为常见敬辞之一？有人认为，这应从“亲属称谓”的泛化解释。但也有人表示：“子”在先秦时期是一种“爵位”，引申为对士大夫以上的贵族男子的敬称，后来才统称“丈夫”为子。

此说不无道理，抛开较有争议的“子”不谈，其他常用称呼如“君”“公”“郎”“卿”“官”等，的确由官职或爵位转变而来。且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官爵称谓”，后来都被“亲属称谓系统”给“收编”了。

官爵与亲属称谓

称人以官、爵，与称人以“大”“巨”“鸿”“丈”“壮”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人类自身的外形、体格优势、道德方面上的高尚与象征其社会地位与尊贵身份的官、爵，都是古人创造各种敬称的主要来源。当然，这还是源自于古人“对人尊称、对己谦称”的优良传统。

刘使君与荀令君

不妨先看最有格调的“君”。《仪礼·丧服》记载：“君，至尊也。”郑玄注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可见，“君”原指古人对各级统治者的通称。此外，先秦时还有不少人以“君”为封号，如商君与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信陵君魏无忌与春申君黄歇）等。所以从那时起，“君”的适用范围便较为广泛了。

汉代以降，“君”作为尊称更加普遍。东汉时，党人为“激扬名声”，经常“商业互吹”，一场大会开下来，便选举出了“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三位代表。在党人清议风气的推动下，称人以“君”愈发常见，如荀彧的祖父荀淑，便被尊称为“神君”，同郡大儒陈寔，与二子陈谌、陈纪“并著高名，时号‘三君’”。

及至三国时代，“君”字可单独使用，也可用于专称，如奉命出使各地的官员或州牧刺史，可被称为“使君”。最出名的，当然是“刘使君”刘备，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便让他的大名响彻中原。另外，有资格开府的地方大员或中央高官，也被称作“府君”；而从出土碑铭看，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去世后才被尊为“府君”的。

　　▲影视剧中曹操煮酒论英雄。（图片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只是，被称“府君”“使君”者毕竟只是少数；在一般场合下，人们更常用“姓氏+君”的方式尊称对方，如陈寔陈太丘之“陈君”、郑玄之“郑君”、辛毗之“辛君”。为表达重视，当时还有再加上官职的。如荀彧曾做过尚书令，故而被称为“荀令君”；曹魏后期重臣孙资曾做过计吏，所以人们也叫他“孙计吏”或“孙计君”。

像“孙计吏”这种不带“君”而只称官职的也有不少，如蔡中郎（蔡邕）、刘豫州（刘备）、孔北海（孔融）、王别驾（王修）、嵇中散（嵇康）等。同时，还有以将军号为称呼的，“姓氏+将军”是万能称呼，但也常加上将军号，如孙权一家子：孙破虏（孙坚）、孙讨逆（孙策）、孙讨虏（孙权）。而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提到的“征南厚重，征西忠克”，便分别指赵云和陈到了。

相公、周郎、鲁卿

仅次于“君”者，当为“公”。先秦时期，王室大贵族、中央高级官员、诸侯卿大夫皆可称为“公”，如周公、姜太公、齐桓公、秦穆公等。秦汉以降，“公”也泛化为对一般人的尊称，如“沛公”刘邦曾娶“吕公”之女。彼时，“公”的使用相当普遍，就连皇帝，也经常用“公”来称呼一些资历老、年纪大的权臣，如萧何、田叔、袁盎等人。

受此影响，汉末三国时代用“公”来尊称他人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除了直接称“公”外，一般还会加上官衔或其他敬辞。如“相公”，最早是称呼丞相曹操的（相王即司马昭）；他与诸葛亮还都被称过“明公”。更有意思的是，“主公”这个称呼，是刘备入蜀之后臣子对他的“专属称呼”，这就像孙权对“至尊”称呼的偏爱。

与“公”类似的，还有“郎”与“卿”。余嘉锡先生指出：“汉时公卿得任子弟为郎，其后习俗相沿，凡贵公子及年少为人所尊敬者，皆呼为郎，如周瑜、孙策等是也。乃至妻父母呼婿为郎，嫂呼叔为小郎，皆缘于此。僮仆呼人为郎，本义称其主人之子。”卿之泛化，犹如郎官，如孙权称鲁肃、甘宁为“卿”，表示亲近。

于此处可见，“郎”与“公子”相似，皆曾是人们对富贵人家的尊称，后引申对年少有为男子的美称。所以，意气风发的孙策、周瑜会被分别称为孙郎、周郎。有时，“郎”的前面未必是姓氏，如东晋名将桓石虔，因其作战勇猛，人们便用他的小字“镇恶”来称呼他为“镇恶郎”。

唐代诗人崔郊曾有诗云：“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个流传甚广的名句，令“萧郎”之名传遍天下；殊不知，“萧郎”原指梁武帝萧衍。虽然梁武帝总是以“和尚皇帝”、三次要求剃度出家的“优秀事迹”出名，但在史书记载中，年轻的萧衍确实是一表人才、家世清华、文武双全的贵公子，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总是出现在少女闺梦中了。

　　▲梁武帝半身像。（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妻子对丈夫的爱称

言至于此，或许有读者已经发现：上述所言官、爵之称，也都是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包括前面的丈夫、先生，以及后来的相公、郎君、夫郎、官人、卿等，原是对成年男子的美称、尊称，后统统泛化为妻子对丈夫的常用爱称。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被要求遵守“三从四德”。对丈夫，妻子需要恭敬有加，谓之“出嫁从夫”。为了尽可能地不犯错，在称呼自己的丈夫时，她们往往“就地取材”，将社会中已有的敬辞、美称拿来尊称自己的丈夫。于是，如丈夫、先生、相公、郎君、官人之类的敬辞，就逐渐泛化了；久而久之，一些称呼甚至脱离了其本义与常规用途，转变为妻子对丈夫的“专属爱称”。

称谓中的方位词

言归正传。除了“亲属称谓”与“官、爵称谓”外，三国时代还常见一种，是与“方位词”紧密关联的。当然，它不是指“东西南北”，而是指“上下左右”。

称人以“上”，如“君上”“圣上”“王上”“尊上”等，这是把人高高捧起，所以不难理解。但奇怪的是，称人以“下”，如陛下、殿下、阁下、麾下、足下等称呼，也同样是一种“尊称”。这又是为什么呢？

袁庭栋先生认为：古人有“以卑达尊”的风习。须知，古代社会等级森严，位卑者在与身居高位的人讲话时，不方便称呼对方的名号，便选择称呼其身前地位较低的侍者、从事与下属来指代，故称之为“以卑达尊”。

如荆轲刺秦王时，“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此进至陛下”。“陛”本指宫殿的台阶，所谓“陛下”，即指站在台阶下的侍者或近臣。臣子为了“以卑达尊”，便以“陛下”指代皇帝。

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足下骄恣。”裴骃《史记集解》引蔡邕之语：“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事，皆谦类。”可见，陛下、殿下、足下、阁下等称呼均是古人“卑己而尊人”时所用的敬辞。

“麾下”亦是如此。“麾”一般指将帅指挥军队时所用的旗子，故“麾下”原是指将帅身边的部将，后引申为对将帅的直接称呼。与之类似的，还有“节下”。“节”，乃魏晋时期军中颇为流行的“假节”或“使持节”，故“节下”也对是武将的惯用称呼。

以此类推，“左右”也如同“陛下”，同为“大王之执事”，后延伸为古人在自谦时对友人的敬辞。及至后世，“左右”常见于书信往来中，成为礼貌用语之一。而在三国时代，“左右”的意思多解释为侍者。如《三国演义》中就可以这样描写：

只见虎牢关下，华雄大展神威，连斩关东数将，气焰愈发嚣张。关羽见罢，主动请缨，要斩华雄。谁料副盟主袁术见这红脸大汉区区一介白身，也敢口出狂言，遂大声喝道：“左右，叉出去！”

古人提倡“微言大义”，不过一两个字，可以根据不同情景代表着不同的感情，而随着历史长河的冲刷，那些最符合人类交往逻辑的含义被最终保留下来，成为今天的惯常“称呼”。所以，涨知识归涨知识，与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时，还是遵循既有词汇为妙，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完）（原标题：“周郎”只能是小乔叫的吗？背后有什么讲究？）（文章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瀛洲海客

责任编辑：陶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