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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传统风尚和作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所有成员共同尊崇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做人态度和做事准则。在我们《云津杨氏支谱》里，有关家风内容的记述十分丰富，我们家原来的宗祠中有三幅楹联，其内容分别是：

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并注明：欲免下四字，当服膺上八字。

惜衣惜食非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亦注明：欲保上四字，当熟味下十四字。

垂训一无欺，能安分者即是敬宗尊祖；守身三自反，会吃亏者便是孝子贤孙。同时注明：象贤、绳武当着眼安分之“能”字，吃亏之“会”字(注：象贤，旧时谓能效法先人之贤德；绳武，指继承祖先业绩)。

这三幅楹联分别悬挂在宗祠的宗堂、前厅及宗堂后便坐。

三幅楹联着重强调“读书”“守田”“积德”“择友”“惜衣惜食惜福”“求己莫求人”以及“能安分”“会吃亏”，这大体上概括了我们家族家风的最主要内容。现分述如下：

读书明志正直做人

“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奸；亡家两字，曰淫与暴……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产业不患贫而患嘉张，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以上内容镌刻在宗祠宗堂前檐西壁的“戒石”上。

“诸子总要学做好人，行好事。”“为子孙者，必慎而言，顾而行，如持重宝焉，惟恐失之，斯善怀矣!”“毋忘祖德，毋坠家声。兄及弟子若孙其共仰先型于勿替，以佑启我后人。”这是第十三世洪公对子孙的谆谆教诲。

洪公配云孺人也十分重视教子。《黔阳县志》记载：“教子，口授小学毛诗、四子书。始就外傅，比塾归，挑灯课读，夜分不辍，常勉使为有用之学。”

“教子必先导以孝弟忠信之言，律以揖逊进退之节。稗之就学，必择明师，清其音义，正其句读，严立课程，使知所向不在利达，而在修身。为父母者，毋徇情爱护，以启游惰骄悍之习。姿质过人，乃可进之经史。否则，俾习农以安其分，习工贾以谋其生。毋徒玩愒岁月，使之耕不能，读已晚，工无艺，贾无资，斯则父母之咎。”这是十四世兆杏公有关“教子孙”之法。

十四世兆李公也一再强调：“总之，持家以勤俭为要，存心以忠厚为主。”“言忠信，行笃敬，此当终身服膺者”

十五世积煦公在给儿子的信中更是严肃指出：“一切读书原由，做人道理，不暇深思，茫无把握，稍涉满假即暴弃自甘，可弗惧哉？”他还特别指出要“戒骄狂”。他说：“而今一领襕衫上身，便自眼大心雄，胸高气粗，可怜!可怜……夫傲为凶德，狂是小人……而今把这个模样做了清高旷达，互相崇尚，不几于丧心迷性乎……更有吃紧话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此八行者望汝努力。怠惰荒宁，放辟邪侈，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然，纵中三元，官一品，那(哪)值得一文钱？我言直中膏肓，尔其勒诸心骨。”同时，他又指出：要能吃苦。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得尔书，言近况甚苦。尔之所苦，吾之所乐也。五味中惟苦不宜口，故童子往往嗜甘。以甘得病必以苦药之。未有以嗜苦得病者，苦何负于人乎？传曰：甘言疾也，苦言药也。留侯亦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吾儿知此，可以苦矣，可以不苦矣，可以由苦而甘而长不苦矣。不然，苦不能甘，即甘将复苦。父苦心人也，故出苦口谕之。”

十六世基善公亦告诫后人：我先人谆谆训诲、砥砺后人者，读书学好而已。失学者，所以学为人也。

孝顺和睦 慎重择友

十四世兆杏公在其彝训中将“孝父母”作为第一条。指出 ：“父母生我之身，则当尽此身以事父母”“父子之爱天性之恩也，何至拂父母之意冒不孝之名？……凡亲之所欲，无大害理者，曲意顺之，斯不为悖逆之子”。其彝训第三条是“和兄弟”：“兄弟一气所分，幼则相扶携，长则同师友，和好出于天性。至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隔越之势既形，尔我之情遂判……慎勿以己私而伤一本之亲。”

十三世洪公在遗嘱中也特别强调：“第一要和谐，家中和，百事都好。”他又在给儿子们的一封信中说：“杏李棻(兆杏、兆李、兆棻)同胞兄弟内有一人发迹，不得漠视其二，总要勿分彼此……若各怀私见，各图私畜(蓄)，是为不孝。”还说：“诸媳相处以孝顺为先。”

关于“择友”，先辈们历来都十分重视。洪公曾在一封信中说：“与朋友接，择善而从，其否者，敬而远之，勿谈人是非，勿论人闺阃。”兆杏公也十分强调“谨交游”：“凡人交游，当取端方正直之士。德业相助，过失相规。言动举止皆可奉为典型。虽一时不便己私，似难亲炙，然久与相处，他山攻玉，谏果回甘，自然有益。”

兆李公亦在信中对侄子说：街邻中有人品醇正者，亦宜亲近，若或气味不投，惟应敬而远之，不可拒绝，致招嫌怨。铺户中有为人正直而生意兴隆者，不防与交往，借知物价贵贱，兼可阅历经纪。

在孝敬父母、和睦兄弟方面，先辈们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首先来看看十三世洪公，他有四件事特别突出：一是“母抑郁多病，侍奉维谨，能体亲心。亲尝汤药，衣不解带者弥月经旬，数十年无倦色忤容。亲意所需，千方图购……”二是代葬六柩，就是代葬伯祖父永斌公的六位亲人，包括永斌公的一位儿媳妇、两位孙子及其配偶。还有一位曾孙媳妇。这六位当时分别在闽、淅去世后，先后将遗体运来黔阳，本来是打算再运往云南昆明安葬的，但后因无力再运往昆明，洪公就将其安葬在黔阳祖茔之隙地。三是迎养胞婶一家。其胞叔文河，先年任贵州抚标右营守备，卒于官，绝无音耗四十年。后洪公访得踪迹，知其继婶母韩氏及前子女在贵州，贫不能给。因移其一家来黔同居，侍奉尽礼，十余年不怠。四是对庶母之女一家人关怀备至，庶母之女，其丈夫去世，遗甥男女六口，无立锥，洪公迎妹及甥来黔同居，以养以教，历十二年。洪公这样花大力气赡养、照顾亲属，并不是他很有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永绥解组，别无长物，仅书数簏”，又如纪昀(即纪晓岚)所言“其家先人薄宦归田，清白固无余储”，主要是出于一种情义。

还有，洪公“远念先茔在滇，年十八，徒步数千里往省，岁寄金修”。黔阳至昆明，数千里之遥，全靠“徒步”，而年才“十八”，那时时兴讲“虚岁”，也就是刚满十七岁。从黔阳徒步到云南祭奠先祖坟茔，其孝心、其毅力是何等令人敬佩!而事后又“岁寄金修”，每年寄钱去维修祖坟。

十四世兆李公“天性孝友，所后父母早逝，每逢忌日，斋宿泣拜，不与宴乐。本生母云宜人嗜橘，病垂笃，医以防病禁之，遂终身不食橘。”特别是其“兄兆杏官湖北，负累万计，弟兆棻轻财好义，皆分俸应其缓急。无后言”。他曾这样对其长孙基善说：“我与汝伯叔祖分产后，方能相帮逾万，若迟疑不决，今已同归于尽。可见无百年不分之家，无一日当分之心。总须产分心合，是为至嘱。不可争言分，亦不必讳言分也。”

积善养德 勤俭持家

原谱记载，兆杏公“定十五世至二十二世派名，计八字：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原谱还说：“吾宗十四世以上虽有派名，未分派次，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公(即兆杏公)定八字以敘宗派，辨昭穆。”

以“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定派名，表明兆杏公对“积善”是何等的重视，既是对后辈的殷切期盼，也可以视为“谆谆教诲”。

十三世洪公在《郎岱官舍病中寄谕》中有一句十分经典的话，即“养疴莫善于养心，养心尤莫要于养德”。“养德”不光对于“养疴”至关重要，更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坚持不懈地去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十四世兆杏公在彝训中亦指出：“家之兴废系乎勤与惰、俭与奢，积善与积恶而已。惟勤则业能精，惟俭则事可就，惟善则庆有余……为子孙者，诗书耒耜无失其时，齑盐布素无厌其常，出入孝友，言行谨信，庶几不坠家声”。

兆李公在遗嘱中特别强调：“居家之道，不外‘勤俭’二字。勤则不匮，凡事必宜预计，清晨即思一日至夜所应为；夜间又思来朝尽日所应为。黾勉终日，不惟事无堆集，亦足觇人福泽。俭尤美德，自身谨饬。食取充腹无兼味，衣取御寒无华饰。常留有余，以惜毕生之福，以备仓猝之虞……勤俭二字诚相济而不容偏废。”

先辈们不光告诫后人要积善，养德，要勤与俭，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力行，为后辈做出了表率。纪昀在《杨映川(即杨洪公)先生暨配云孺人六十序》中一开头就这样说：“映川年翁先生盖楚南之敦善行不倦者也”。“敦善行不倦”正是对洪公一生最恰当不过的评价。

出仕为民 官需自己做

“出仕为民”，这是我族先辈对外出做官的子孙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

永斌公的父亲——十世寓乾公在永斌公首次外出做官，出任广西临桂县知县时，即“手谕云：尔今日出身加民，须念朝廷特拔之恩，祖宗积累之德，不可妄取一钱，屈罪一人。”洪公亦在一封信中这样告诫：“子孙苟能成名出仕，当视民如子。”

永斌公还在给他的亲侄儿，我们的直系祖先——十二世文赐公的信中这样写道“所有地方一切，尤当谨慎办理。贤否自有公论，切勿疏忽惰志。此余之所以殷殷嘱望也。”

永斌公长子、文赐公堂兄文锡公在给他的信中也说：“至吾弟一官，鸡肋，清苦万状。惟勉力做去，不畏难，不偷安……目前劳瘁非所宜计也。”

文赐公没有辜负伯父及堂兄的期望，他在湖南永绥厅任职时间最长，达十九年。黔阳县志记载：“文赐约己爱民……苗疆十九年，及去任，峒蛮犹感思遗爱，岁遣人问起居。”

兆杏公多年在湖北任知县，《黔阳县志》记载：“所莅，抚以宽仁，勤能听断。”“在建始(湖北建始县)，民多溺女，作文劝之，犯者以故杀律论，所活无算”，并“开塘堰，修河堤，艺山种，广储社谷。由是，地不忧旱。”任通山县知县期间，“庚寅夏(1830年夏天)大水，兆杏冒暑湿，力行振恤，民忘其患。”又记载：“在建始……议修南门外大桥，或言不利于官，兆杏曰：官以为民，民利矣，吾何忧。毅然行之。后虽如其言罢去，不悔。”

兆李公也一直谨遵先辈的教导，历任州县官时，特别注重为民着想。在任河南鹿邑县知县期间，鹿邑水灾，“请粟四千余石(担)，按户抚绥，躬亲散放，胥吏不至中饱。”特别是他在给即将外出做官的儿子积煦的信中，这样告诫儿子：“自理词讼以速审为要。在官偷一时之闲，须知讼者多人已守候一日，更宜速结。”“下乡之时，人役断不可多带，以致扰累地方。车夫、马夫到乡，每每需索，尤当严禁……不许向地保索要，陋规违必严惩。” “大凡审理词讼，不可预存成见，亦不可固执已见，惟有虚心察听，准情度理，秉公而处，自不致大有差谬。”

兆李公的继配金宜人，当儿子积煦外出做官时，她“恒以当学祖、父清廉，谆谆劝勉。”

积煦公同样谨遵教诲。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决口。“水后淤地肥瘠互易”。上级派积煦公办理此事，他延请一位廉士“居守”，“而躬履勘丈，奸党蠹胥百计弊混，不为挠。”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十二世文赐公，他在调到湖南做官之前，一直在湖北当一个小官。在这一时期，他有两件事深得民心。一是捐俸开路，二是请免鹿祭。在湖北随州出山镇巡检任上，当地有甲乙两屋毗邻，并将古官道逼窄。双方各执据争执有年，无法通融。文赐公“谕以久讼徒破家”，并考虑到两家“谊系世戚”，即捐出俸禄，叫占道的一方将房屋出卖，随后拆除。这样，官道得以畅通，而多出来的土地交给寺庙作为园圃。同样是在出山镇期间，当地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原来都要宰杀野生鹿，但当地的野生鹿越来越少，捕获极难，十分难办。于是他写了“请免祭鹿详文”给上司，历数捕获、饲养、护送野生鹿的种种难处，如“迩年购觅，无异登天之难”，“去岁保正(农村基层干部)王孔璧等解鹿至王子城地方，鹿忽倒毙，该保呼天抢地之声，各总(附近各乡村)震骇”“种种情形，真有圣人在天之灵所不忍闻者”……最终获得上司同意，免除了民众捕鹿、买鹿之苦。

“官须自己做”，则是兆杏公对他的学生易良俶首次外出做官时说的一句十分经典的话。易良俶在《祭杨晴园师文》中(“晴园”为兆杏公的号)，是这样记述的：当易良俶“幸举于乡，并捷春闱”即先是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之后，正要“外用需次”，即将外放做官。这时，正好兆杏公“入都”，易良俶“则请问吏治之要。诲之曰：近世宽猛之说乱吾辈，要当以仁恕为本，清、慎、勤三字格言也，亦常言，然大不易。凡事不可有成见，不可无定见。官须自己做。俶疑官岂由人做？解之曰：做好官阖邑人大便，阖署人大不便，官不自做主，谁代汝做？好官且不自做主，谁许汝做好官者？乃大悟，谨识之不忘。”这一段记述，既反映了当时的官场生态，而“官需自己做”也给人以启示。易良俶因此“乃大悟，谨识之不忘”。后来，易良俶的“官”当得还不错，用易良俶自己的话说“尚博虚声，稍晋秩，时见器于上宪，或微有遗爱于士民者”。

另外，外出当官怎样处理与上级及同僚的关系，也很考验一个人的品质。十三世洪公的堂兄、十一世永斌公嫡孙漌公，任过浙江按察使，他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典范。一篇记述他的事迹的“事略”有这样的记载“事长官敬而不阿，处同僚和而无党”。这两句话，对于当官者而言，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品质，而这正是杨漌公的为官之道。

还有，如何正确对待职务升降，同样考验一个人的胸襟品德。官终河东河道总督、太子太保栗毓美，曾与兆李公“同官三十载”，对兆李公了解最深。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评价兆李公：“先生恬于仕进，深恥脂韦随俗为梯荣计，不以迁官肆意，不以夺秩挠心，人世升沉得失视之淡如也。”这样一种做官态度，确实令人敬佩。

我们家族的家风，不过是千万个家庭、家族家风的缩影，良好的家风，是先辈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传承、光大优良家风，对于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文/杨志勇)